【浙江龙泉“青马学习班”系列调研（三）】实现铸魂赋能的学习效果******
习近平主席在二〇二三年新年贺词中指出：“青年兴则国家兴，中国发展要靠广大青年挺膺担当。”奋进新征程，尤为需要青年一代坚定信念、真诚奉献、埋头苦干。
在前阶段发布的《中共龙泉市委关于建设青年发展型城市的决定》中，“青春”将成为这个城市发展的底色之一。“青马学习班”是龙泉打造青春品质之城的重要载体，以此为媒持续为青年干部人才铸魂赋能，书写“人产城”融合新篇章。
人：提升一支青年队伍
人才，强国之根本、兴邦之大计。“青马学习班”引导青年群体深入思考、变革谋新，有力提升了当地青年队伍的总体水平，成为培训的一个重要成果。
学员前往浙西南科创基地考察学习
有实践才有真知。学习班鼓励学员“真看、真想、真交流”。学习期间，学员们走进田间地头、走进农家小院，亲身感触乡村振兴、农特产业发展；走进工厂车间、走进项目现场，了解营商环境建设、“双招双引”工作；走进社区农村、走进最小网格，体验基层治理、现代城乡社区建设等等。一块农田、一个车间，一段路、一群人，都是学以致用的好课堂。学员边走边学边悟，立志做青年马克思主义者，不负时代，不负华年。
学习班不仅“育人”，也在“留人”。青年发展型城市，主体是青年。在学习班中，回归的“龙青”、涌入的“龙漂”在一起互学、互赛，真学习、真思考，结下深厚情谊。
学员桑蓓蓓说，在学习班中，她不仅收获了知识，更深入了解了这里，结识了很多优秀的青年朋友，共同为龙泉的发展扛起青春担当。
产：带动一批产业发展
龙泉有着优质的产业基础，宝剑、青瓷、汽车零部件、工程机械、健康医药等产业都已具备一定规模，电商、文创、美食等新业态经济逐步驶入“快车道”。对于龙泉来说，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相对短板在山区县，痛点在“引才难”。
为破解这个问题，“青马学习班”在开办过程中，围绕龙泉产业发展，尤其是山区县发展开设课程、设置议题，收获学员们的“金点子”。“龙泉自古就产优质灵芝，现在已经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开发，对于怎么进一步深化产品我有想法。”“咱们这里是中国特色竹乡，品牌已经有了，我觉得要进一步完善、巩固竹木产业链条。”……就这样，一个个想法构思逐步完善为一份份调研报告、发展规划，递送到龙泉相关部门、企业的手中，助力一批产业发展。更有学员表示，愿意前往山区工作、创业，为龙泉发展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学员季诗婷说，“青年在城市中必然是要有所作为的，我们愿意让青年力量在龙泉的每一处都有展现。”
城：丰富一座城市底蕴
城市发展离不开青春力量，青年成长离不开理论指引。“青马学习班”是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龙泉答卷”。在这里，最是书香能致远。在学习班的带动下，全市各行各业青年群体迅速掀起想学习、爱学习的浓厚氛围。在这里，学员们传承弘扬龙泉优秀历史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巩固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推进文化自信自强。
学员毛剑斌表示，在学习班里，学员们练就理论联系实际真功夫，将党的科学理论转化为解决实际问题的真法宝。学习班中，“书香”与“青春”精彩碰撞，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成为龙泉这座品质城市的又一道靓丽风景。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总教纲，以龙泉市打造“品质之城”的独特市情为总背景，以实地调研、“学思用”结合为总方法，“青马学习班”的学习之旅，让广大青年更深刻地了解“什么是龙泉、如何建设龙泉、建设怎样的龙泉”，将激扬青春的“劲头”扭成一股事业发展的“势头”，统一了青年思想，汇聚起青春力量，书写了一个新时代党的理论体系与地方的发展实践有机结合的生动案例。
（光明网记者 陈建栋、李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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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问｜曾明：为何在人生“至难”，苏轼却能“图其至远”？****** 编者按： 习近平主席在二〇二三年新年贺词中，再度引用“犯其至难而图其至远”激励奋进，引发热议。此古语出自苏轼名篇《思治论》，中新社“东西问”特专访中国民族学会副会长曾明，解读为何在人生“至难”，苏轼却能“图其至远”。
中新社成都1月6日电题：为何在人生“至难”，苏轼却能“图其至远”？
——专访中国民族学会副会长曾明
中新社记者 贺劭清
“古之人，有犯其至难而图其至远者，彼独何术也？”宋仁宗嘉祐八年(公元1063年)，年仅26岁的苏轼在《思治论》中提出疑问。苏轼用自己起伏波折的一生给出答案：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后，他写下“天下第三行书”与千古雄文《赤壁》二赋；晚年被贬惠州、儋州，依旧乐观旷达，留下华章无数。
在人生低谷，苏轼如何从“至难”转向“至远”？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用什么样的精神面对“至难”？中国民族学会副会长曾明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对此进行解读。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苏轼为什么在《思治论》提出“古之人，有犯其至难而图其至远者，彼独何术也？”
曾明：苏轼一生，元丰二年(1079年)遭遇“乌台诗案”之前为前期，元丰四年(1081年)“筑室于东坡，自号东坡居士”之后为后期，中间两年可谓大彻大悟期。他的一生，大起大落，大喜大悲，前期“桃李春风”，后期“江湖夜雨”。
《思治论》为苏轼26岁时所作，恰好是他“桃李春风”之时。当时苏轼出任大理寺评事签书凤翔府节度判官厅公事已两年，他洞察民间疾苦、了解地方行情。在文中对当时朝政“三患”，即“财之不丰、兵之不强、吏之不择”之弊，提出了要“课百官，安万民，厚财货，训兵旅”。
在《思治论》中，苏轼还提出了“古之人，有犯其至难而图其至远者，彼独何术也”一问。可见，“至难”和“至远”，在苏轼心中是辨证认识的。即世间万事万物，都可以由难转易，由小变大，由弱变强。幼树会成林，溪流终入海。他坚信只要定下心思去做，就肯定能达到目标。
四川眉山三苏祠内的苏东坡的雕像。张忠苹 摄中新社记者：苏轼提出的哪些主张，对今日中国式现代化仍有参考之处？
曾明：《思治论》全文虽只有2000余字，却清晰表明了苏轼早期的一些理念。他在文中表示，执政重民生，以人民为本；安定靠制度，讲规则规矩；太平须“活法”，应改革创新。
此外，《思治论》还提出“发之以勇，守之以专，达之以强”，其意为在目的明晰、规划周详的情况下，政策就应得到坚定不移的执行，只有这样，事业才能获得成功。
苏轼一生据“活”而变，从中看到了人世间的善。他明白“功业见于变”，认为“执一而不知变，鲜不厌者”，做到了“一”与“多”，“恒”与“变”的统一。苏轼主张渐变，而不是“突变”。苏轼“择先王之成法，而法其所以为法”的“通变”思想，今天依然值得借鉴。
位于四川眉山的三苏祠。王磊 摄在文化方面，苏轼因“活”而新，从中发现了万物的美。他深知“新”乃自成一家之根本，这在诸多诗文中有言。《书吴道子画后》论作画，说“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评草书》讲书法，说“自出新意，不践古人”。
苏轼通过以文为诗、以诗为词、以文为赋、以赋为文、以诗为文等做法，使新体更加成熟，旧体别开生面。比如《雪堂记》等均缀以骚体，《观妙堂记》等以对话行文，呈现赋体文的特点，前、后《赤壁赋》等，打破成法以赋为论；《庄子祠堂记》等借“记”作“论”，使文章获得更加不朽的生命力。
不拘法度，不断创新，苏轼对“活法”的创造实践，对当代中国文化艺术而言，依然具有启示。我们要创作出与时代同频共振的文艺作品，才能真正在中国式现代化中“丰富人民精神世界”，让世界亲近中华文化，促使世界读懂中国、读懂中国人民、读懂中华民族。
观众在中国美术馆内欣赏苏轼名作《潇湘竹石图》长卷。侯宇 摄中新社记者：苏轼有哪些华章，成于“犯其至难”？为什么艰难困顿之时，反而成就他艺术的辉煌？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用什么样的精神面对“至难”？
曾明：苏轼不仅将“活法”贯通于诗文词赋、琴棋书画，甚至待人接客之中，还实践在他“一蓑烟雨任平生”的快意逍遥之中。自然中的“烟雨”，生活中的“烟雨”，仕途中的“烟雨”，在苏轼看来，都是由“至难”向“至远”转换的必由之路。
不管“大江东去”，还是“明月几时有”，惬意欢喜、磨难坎坷，苏轼始终保持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他在“至难”中依然能够保持从容洒脱、怡然自得的快意人生。年过六旬的苏轼被贬蛮荒之地儋州，他不绝望不怨恨，而是登高望远，享受绝美海景，“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
苏轼屡遭打击，沧桑羁旅，却仍有“人生如梦”的哲思，有“江海度余生”的豁达，有“竹杖芒鞋轻胜马”的遐想。苏轼创造了一个令人神往的文化人格，包含了人性的丰富性和发展的可能性，展现了最为健全、圆融，可信、可爱、可敬的活生生的真实人生，几乎承载了中华民族对古代文人士大夫的所有期许。
观众在参观“千古风流人物——故宫博物院藏苏轼主题书画特展”。杜洋 摄从“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到“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到“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再到“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同样反映出，事不避难是中华民族刻在骨子里的精神密码。
中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经历了太多风雨坎坷。面对任何“至难”，我们始终迎难而上，这与中华民族昂扬的精神境界、宽容的理想格局密切相关。事不避难难变易，胸无“至远”易变难。新年新气象，中华民族人人都心怀“至远”的目标，就没有克服不了的“至难”。(完)
受访者简介：
曾明，西南民族大学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四川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四川省有突出贡献的优秀专家、四川省委省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华多民族文化凝聚与全球传播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中心主任。2013年10月至2019年4月任西南民族大学第九任校长。主要研究领域为古代文学、文论，主持并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宋代诗学‘活法’说考索”等4项，出版专著6部；在《文学评论》《文学遗产》等刊物上发表论文70余篇，其中多篇论文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摘编、转摘、全文转载。先后获省部级一等奖6项、二等奖5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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