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持续扩容扩能******

　　我省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持续扩容扩能

　　积极采购发热诊疗药物、抗病毒药物、血氧仪、氧气罐等，提升医疗配置

　　本报记者 蔡明亮

　　“这两天感觉有点喘不上气，社区配备了血氧仪，对我们这些有需要的老人来说就是‘及时雨’。”1月5日一早，青岛市李沧区李村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30台血氧仪“到岗”，大崂路社区居民刘美玲来测量血氧饱和度。

　　“刘阿姨，您血氧饱和度在95%以上，是正常的。我给您开一些止咳化痰的药物，您平时多喝水，近期不要剧烈运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大夫于清章仔细叮嘱刘美玲老人。

　　随着新冠病毒感染“乙类乙管”的推进，防控工作重心转向“保健康、防重症”，我省进一步健全完善城乡社区疫情防控体系、分级分类做好健康服务、及时响应居民群众健康服务需求。

　　社区处在服务群众的最前沿。我省对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扩容扩能，发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关口前移”作用，不断提升社区医疗救治能力，截至目前，全省5万多家村卫生室和2000多家社区卫生服务站实现接诊发热患者全覆盖。同时，积极采购发热诊疗药物、抗病毒药物、血氧仪、氧气罐等，提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疗配置。

　　青岛市李沧区科学调度医护资源，加强急救药品和医疗设备储备。在李村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同30台血氧仪一起“到岗”的，还有肺功能仪、心电监护、抢救车等医疗设备和新三联、旧三联等急救药品。

　　“我们把辖区60岁以上老年人按照年龄、基础疾病、疫苗接种情况等分类标记，建立了台账，做好必要的医疗服务保障。我们手机也24小时开机，可以随时为他们提供在线问诊服务。”李村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负责人纪彩霞介绍，中心已成立8支家庭医生服务团队，为重点人群提供个性化服务。目前，680份装有布洛芬、抗原检测试剂等用品的“爱心药物健康包”发放到60岁以上老人手中。

　　“这里紧邻济南西站，为应对春节期间大规模人员流动可能带来的新就诊高峰，我们提前储备好退烧、止咳、抗病毒、抗生素四类药品，尽可能满足上千人两周以上的基本用药。”济南市槐荫区兴福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工作人员王前告诉记者。该中心前期已将原有发热哨点升级改造为发热门诊，并设置了6张留观床位。

　　在济南高新区，孙村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正忙着“搬家”。“为了更好地服务居民，我们搬到了济南高新东区医院（山东健康集团济南医院），目前正在进行相关设备调试工作。”该中心副主任李加智介绍，他们将与医院共享医疗设备资源，患者能够在基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享受到二级医院的医疗条件，“而且旁边就是医院急诊科，楼上就是ICU，开展急救工作也将更方便。”

　　记者了解到，目前，济南社区各种药品充足，布洛芬、连花清瘟等药品储备数量能充分满足就医需求，不少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还备好了新冠病毒感染中药协定处方方剂。

　　“线上就医，足不出户就能买到便宜药，真不错！”1月9日，济宁市任城区金城街道兴东社区居民陈丽丽在居民微信群里向邻居们分享自己的就医经历。济宁众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金城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推出“在线问诊+零加成购药”服务，居民只需关注中心微信公众号，选择“线上服务”就可足不出户享受家庭医生的在线诊疗和网格员的线下送药服务。送药服务可同时满足居民防疫用药和其他一般性用药需求。与此同时，中心还在社区开设一点多用发热便民医疗服务点，在居民家门口提供便利就医服务。

　　为更好地服务社区，我省还要求医疗机构支援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这几日，诸城市整合统筹医疗资源，协调人民医院、中医院等城区医院，适当安排医务力量到社区一线帮扶。

　　记者从省卫健委了解到，随着医疗资源的有效补充和分级分类诊疗体系发挥作用，我省各级医疗机构就诊发热患者数量持续下降，基层就诊比例持续上升。

　　（记者 李丽 王健 张晓帆 王浩奇 张鹏 参与采写）

中世纪晚期近代早期法国城市基层治理的理念及其实践******

　　作者：杨光（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从中世纪到大革命前夕，法国形成了三种不同类型的社会纽带，维系着城市共同体的凝聚力和市民对城市的认同。不同社会纽带的背后是不同的城市共同体构建理念，在制度层面则形成相应的基层组织和基层治理模式。

　　第一种理念将城市视为信徒的共同体，城市的使命在于模仿和实现“上帝之城”，对本地主保圣人的崇拜和纪念是市民身份认同的纽带，因此城市组织的基本单位是堂区，本堂神甫同时承担堂区内部分世俗管理的职责。这种类型的城市在法国中部和南部较多，比较典型的是昂热。

　　第二种理念将城市视为多个行会联合而成的大行会，市民身份和行会成员身份紧密联系在一起。在这些城市，行会理事同时肩负市政运转和基层管理的双重角色，与行会联系密切的兄弟会是市民团结的重要纽带。这种类型的城市多存在于手工业和商业较为发达的法国东北部地区，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里尔、杜埃和瓦朗谢讷等。

　　第三种理念将城市视为一个自治和自卫的共同体，城市存在的意义就是保护市民的安全。在当时语境下，城市安全包括对外防卫和内部治安两个方面，前者指不受军队的掠夺、流民的袭扰和领主的侵犯，后者则包括维护内部秩序，应对饥荒、火灾和瘟疫。因此，此类城市的基层治理主要依靠集民兵自卫和市民参政功能于一身的市政街区。街区和与之紧密相连的民兵组织是市政府和市民之间的纽带。这种模式下城市基层治理主要依赖街区官员，巴黎、图卢兹等城市是典型代表。

　　需要指出的是，法国城市构建共同体的三种模式并非截然分明，相互排斥。以巴黎为例，街区是正式的基层治理框架，但行会理事经常被选为区长，而且区长正式就职前需要本堂神甫为其品行担保。由此可见，行会和堂区的代表在以街区为主要框架的基层治理体系中并未缺席。

　　基于不同的历史传统和地域特色，大革命前法国城市基层组织的设置，从名称到职能不尽相同。不过，城市选择以何种共同体理念作为市民认同的纽带和基层治理的基础，从根本上来说取决于城市居民的构成。具体来说，城市基层治理模式与城市人口规模、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城市本身的政治地位息息相关。

　　以堂区为基层治理组织的城市往往是中小城市。城市居民共同的精神生活以堂区为单位进行，堂区的居民往往相互认识并经常见面，便于商议公共事务。此外，堂区登记簿保留了堂区居民出生、婚姻和去世的记录，为市政府了解基层社会提供了宝贵而关键的信息。

　　在行会主导基层治理的城市，行会是市政机构和市民的中介，行会成员对于行会的认同自然转化为市民对城市共同体的认同。在大革命以前的法国城市中，同行业的劳动者往往集中居住和营业，这为行会行使基层治理职能提供了空间上的便利。作为规范和监督成员经济活动、并为成员提供保护的组织，行会既能自上而下地执行市政府的命令，也能自下而上地反映市民的诉求。对工商业占主导的城市，这是一种成本低且效率高的基层治理模式。

　　大体来说，在堂区和行会主导基层治理的城市中，世俗政治权力未能建立起专门的基层治理组织，而是选择借助教会行政体系和行业社团进行基层治理。到18世纪，随着法国民众信仰的淡漠和行会的衰落，这两种基层治理模式的弊端日益凸显，在大革命后或被废除或被改造。相较而言，以市政街区作为基层治理框架能够克服以上局限性。首先，这种基层治理模式不依赖任何社会组织，反映了市政府对基层控制的加强。其次，街区的设置更加灵活，市政府可以根据实际需要，特别是城市空间的扩张，增设街区，而不必依赖堂区和行会的既有框架。最后，正因为淡化了信仰属性和行业属性，市政街区可以包容信仰不同、职业不同的市民，比较适合市民构成复杂、职能多元的大城市。

　　巴黎和图卢兹都用市政街区作为基层治理框架并非偶然。作为首都，巴黎市民的多样性不言自明，而图卢兹则是法国南部奥克语区的中心城市，拥有高等法院、大学等机构。两座城市的基层治理体制都在14世纪末至15世纪初经过市政府和国王的协商后确立下来，并沿用到大革命前。这种基层制度的安排根植于中世纪晚期动荡的历史背景，体现了国王和市民就确保城市安全所达成的共识。

　　由于人口规模和城市空间的差异，巴黎和图卢兹的市政街区在数量、层级以及官职设置上有所不同，但基层治理的理念和实践却是一致的。街区是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单元。街区内部被划分为五十户区、十户区等次一级的区域，由区长、五十户长、十户长负责管理。街区的各级官员都由市民推举或选举产生，一般是由辖区中名声好且获得一定职业成就的市民显贵兼任，他们同时也拥有选举上一层官员甚至参加市民大会选举市长的权利。街区基层官员同时担任街区民兵队长，负责征召辖区内的市民组成民兵，平时负责看守城门和维护街区治安，危急时刻则协助城市抵御外敌。因此，街区实际上集社区、选区和军区为一体，其代议职能和军事职能不可分割。总之，以市政街区为框架的基层治理嵌入基于邻里关系和职业声望的人际网络中，让市民显贵担任街区公职的同时受到普通市民的监督和制约，有利于调节城市内部矛盾，促进市民的团结和城市的稳定。

　　然而，市政街区的局限性也不容忽视。首先，市政街区实施的市民自治实质上是有产者的自治。只有在城市内拥有固定住所，按时缴纳城市各项税收的市民才有参加民兵和选举街区基层官员的资格。而当选街区官员的财产门槛要求更高，因为这些无薪水的荣誉职务会占用大量时间，只有家境殷实且有闲暇的市民才能充任。这意味着佣人、穷人、打零工者、流民、外地人等城市下层民众和边缘群体没有政治权利，反而成为街区制度统治和防范的对象。市民内部在16世纪开始发生分化，大商人和食利者等市民上层为了垄断区长官职以及参加市民大会的资格，设法限制手工业者和小店主等中下层市民的参政权。如1554年《贡比涅敕令》剥夺了巴黎手工业者担任区长和当选城市大会代表的资格。街区内市民内部的分化和区长职位的寡头化阻断了中下层市民的上升空间，等级制关系取代了邻里团结，损害了街区乃至城市的凝聚力，并造成街区制度的衰落。其次，从17世纪开始，法国有越来越多的移民涌入大城市，导致以邻里关系和社交网络为基础的基层治理模式难以覆盖所有城市人口，无法应对日益复杂的城市治理问题。最后，街区的自卫职能在17世纪后期因技术和政治原因走向衰落。一方面，随着军事技术的进步和军队的专业化，市民临时组建的民兵在技能、装备和训练上与常备军的差距越来越大。另一方面，近代法国国力、军力的上升让城市免于外在的威胁，而城市民兵在宗教战争和投石党人运动中表现出的自主性又对王权构成了潜在威胁。1670年巴黎城墙被国王拆毁后，巴黎民兵实际上陷入瘫痪；同一时期，图卢兹十户长的军事职能也近乎消失，其职责重心转向基层治安和司法调解。

　　总的来说，同时赋予市民参政权利和自卫义务的市政街区具有灵活性、开放性、包容性的特征，它虽在旧制度末期一度衰落，但在大革命时期又被再度激活，奠定了法国现代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框架并影响至今。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09日 14版）